解开减碳与增长两难、实现减碳与增长双赢的钥匙是创新驱动的绿色技术替代和减碳成本下降。绿色发展方式从根本上要靠绿色技术驱动，大规模、系统性地“换技术”，实现绿色技术替代。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一个任务。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水平发展的关键环节。

  包括钢铁行业在内的中国能源和经济的绿色转型应该走怎样的道路？刘世锦给出的答案是：必须走一条“增量优先、以新代旧、激励创新、市场驱动”的转型之路。

  创新驱动的技术替代和成本下降，是转型加快的主要推力。“作为存量的传统高碳能源的减碳空间具有累退性，越往后空间越小，难度越大，成本加快上升；作为增量的低碳或零碳新能源，随技术改进、产量扩大，成本下降加快，部分产品绿色溢价由正变负。替代传统能源的减碳成本优势增大，进而加快新老能源比例的转换进度。”刘世锦说。

  刘世锦阐述了现实中可观察到的三种不同的减碳类型，第一种是衰退型减碳，即通过少生产甚至不生产来减少、停止碳排放。第二种是增效型减碳，通过提高碳的生产率，用同样多的碳排放实现更多的产出，如通常所说的节能减排。第三种是创新型减碳，通过创新形成新的技术、工艺、方法等，在达到相同产出的情况下，实现低碳、零碳甚至负碳的排放，比如清洁能源发电。

  绿色转型的核心是绿色技术创新。他认为，对于绿色技术应达到三个目标，一是高技术上的含金量和生产率；二是少排放，甚至零排放；三是和传统产业相比具有竞争力的低成本。

  绿色技术创新引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创新型“碳替减”。何谓创新型“碳替减”？即依托绿色技术替代而相对减少的碳排放，也可称之为替代性减碳。

  刘世锦表示，创新型“碳替减”在减碳的同时实现了增长，把二者的冲突关系转化为协同关系。增量部分的碳替减能够更好的降低全局碳排放强度，存量部分的碳替减则可降低全局碳排放总量，这是实现碳排放“双控”的重要抓手。

  他建议，应加快制定以碳排放“双控”为目标、减碳与增长双赢的五年规划和远景规划。具体到各地区，应加快制定新技术、新产业在增量和存量中的有序替代，发挥已有产业竞争优势，推动增长潜能充分释放的近期和远景规划，从而引导经济社会积极平稳地实现绿色转型。

  实施进取型减碳战略，刘世锦提出应建立“三支柱”体系。第一个支柱是建立全方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的创新型“碳替减”市场。这一个市场包括绿电等绿色能源产品，也包括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等高碳行业能够产生碳替减的产品，以及个人消费领域的碳排放权交易。

  第二个支柱是形成区域自主减排的责任体系。刘世锦表示，可以把长期的减排目标量化，分解下去。而地区和企业完成减排任务，能够使用三种办法。第一是自身直接减排，第二是生产“碳替减”产品，第三是通过市场交易购买创新型“碳替减”产品。

  第三个支柱是加快以碳核算、碳账户为重点的绿色微观基础制度建设。加快在各个企业建立碳账户，有条件的地区也可以建立个人碳账户，在企业中推广ESG评估。同时，金融体系还可借助创新型“碳替减”开发多种类型的金融产品。

  刘世锦认为，钢铁企业集中的地区在绿色转型中压力和挑战大，也具备诸多有利条件，可以先行先试，给出较大试错探索空间，取得成功经验后再向更大范围乃至全国推广。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范铁军在论坛上表示，行业碳排放量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15%左右，是落实碳减排的重要领域。碳中和是一项复杂、长期和系统性工程，不是简单的节能环保问题，是发展趋势的新变革。需要在冶炼技术，生产原料，配套设施等方面对原有生产方式进行革新。

  范铁军认为，对于钢铁企业而言，每家企业的生产方式、装备水平、流程结构、地域能源供应条件均有所差异，发展阶段也不完全一样。因此，建议钢铁企业正确认识和把握双碳进程中能源转型的重要性，客观评估能效水平并制定措施以达到国家政策要求，为企业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以应对能耗双控的不利影响，提前布局氢能等未